[3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259页。

因此，从社会可感知的公正层面来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就成为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建构的重要途径。[13](P214) 可见，法院权威性地实现对纠纷的解决，只是占据着通过司法解决社会纠纷的较小比例，尤其是诸多的司法个案并不都是以审判的方式来解决的，法院以法律的权威来实现对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作用，取决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团结与合作机制。

就具体的法律发现过程而言，社会的经验基础甚至直接构成了法律发现的重要途径。其二，存在一个对遵守法律的强制威胁，在必要的情况下保障法律在事实上可以得到遵守。因为，救济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大众认识，要比任何数目的对于人权的庄严理念宣誓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司法的理想，任何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想和司法技术的科学运用，都将受到关于在特定时空环境当中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所决定，这些理想往往界定了何谓合理、何为公正、何谓平等的观念和相关行为标准、公认的权威标准以及社会属性。现代法治社会既是一个法律内容日趋爆炸的社会，也是一个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社会。

对于公正解决社会纠纷而言，法律体系内部的高度复杂性和司法技术架构下的法律论证范围的不断开放性，却无疑在加剧判决的不可预测性，不仅在社会的大众层面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部层面，尤其是在两者之间，对于何谓公正的分歧和对立，似乎正在加剧人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尤其是对公正司法的不信任。裁量的运用不仅存在于案件或问题的最终处置方面，而且存在于每个中间步骤当中，并且中间的选择远远多于最终的选择。也正因此，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往往要求调查者在进入调查现场之后，悬置理论和既有经验，使自己处于无知状态。

如此，既有经验就会碎片化，就不能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现象，就可能变成了检验西方法学理论的材料。对理论的经验前提的无知，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因此，克服个人生活经验局限性的方式，也许是做更多的调查，获取更多的经验，特别是不同类型的经验。即使同样重视平等价值，有的人更重视政治平等，而另一些人更重视经济平等。

与日常案件相比，社会轰动性热点案件往往在某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特征，因此才会引人注目。调查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

[5]参见陈柏峰：《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法律实证研究的更多学术歧见，可能涉及经验感知维度。甚至可以说，价值取向是立场问题，它所导致的观点和认识不同，不属于学术范畴，至少不是法律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全面的经验，学者常常不能意识到自身生活经验的方位。

例如，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多起钓鱼执法、暴力执法的社会轰动性案件，一些学者对基层执法的经验感受可能都是暴力的、钓鱼式的，他们反而缺乏基层执法的基本经验，基层执法的一般特征被忽视，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的外部背景和内在逻辑因此被忽视。一些法学学者的调查虽然能够较好掌握个案经验，但由于未能认识到个案经验的局部性，因此得出错误结论。对热点事件的报道，更是成为媒体间展示技能的舞台和短兵相接的沙场。  四、源于媒体的间接经验 间接经验主要指从媒体的社会轰动性个案中获取的经验。

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对法律现象的看法，其背后往往存在经验基础。个人经验对于法律实证研究而言，显然并非坏事，甚至可以说，生活经验越丰富的学者，越有条件接近法律现象的本质，越容易找到法学问题的正确答案。

法理学则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研究法律现象的一般性、根本性问题。然而，同样都进行调查的学者，甚至以同样方式在同一地点调研，获取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却可能迥异，这是为什么呢？他们都有调查，理应都有发言权，但是迥异的经验和结论让人如何取舍？不谈价值取向的影响，问题可能出在调查本身。

当前，媒体乐于以社会良知的面目出现，不关心事实，也不分析原因，而是对有社会不满情绪的民众投其所好，借机成为所谓民意的代表，进而谋求自身利益。当前中国法学中的理论往往来自西方法学，以及更大范围内来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其经验前提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并非显而易见，因此对其把握存在许多客观上的困难。理论可能按照自身的逻辑来建构性的铺陈经验，从而使经验的逻辑被隐藏。法律现象存在于法律实践领域，可以通过感性和理性的方式加以认识，法律实证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  【注释】 [1]SeeMichaelHeller,TheTragedyoftheAnticommons:PropertyintheTransitionfromMarxtoMarkets,HarvardLawReview,111(3),1998,p621-688. [2]参见刘练军：《比较法视野下的司法能动》，《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然而，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不是全能的真理，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而只是一种认识方法、框架或视野。

  【摘要】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对法律现象的看法，其背后往往存在经验基础。理论视野如同有色眼镜，不同的理论眼镜能帮人看到不同的景象。

举例来说，中国不仅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城郊农村，还有中西部农业主产区农村，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因此讨论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就一定要意识到个案调查经验在整体中的结构性位置。相对于整体经验而言，个案经验本身就具有片面性。

热点案件之所以成为热点，之所以引起社会轰动，是因为它与日常性案件有巨大差异。媒体是所有政治力量的政治工具，政治力量依靠传媒发出声音、争取政治利益，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和反制。

[12]如果仅仅从媒体报道所获取的片面经验出发，对钉子户事件的认知和判断必定是偏颇的。如此一来，在对法律现象的初步感知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无法从正确的方向上升为理论，也无法深化对法律现象的全面认知，法律现象的实践逻辑因此无法被正确揭示。在无立法或行政行为受违宪挑战的诉讼中，就无所谓能动司法。他就很容易从这一生活经验出发，信心满满地认为，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弱化集体土地所有制。

例如，出生于城郊村的学者，从土地征收经历中获取了这样的经验：集体土地所有制给了村干部谋取非法利益、侵犯村民权益的机会。很多媒体的报道表现出一边倒的倾向性，明确表示支持史上最牛钉子户，将钉子户视为捍卫私产的典范。

老家在城郊村的学者，如果村里发生过土地征收，便自认为对土地征收问题有发言权。调查对个人生活经验有着重要的反思作用。

有学者从北京郊区村庄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个案经验中，推导出中国土地制度的整体安排，[9]这在处理经验时有着非常惊险的一跃，其结论因此靠不住。忽略、忽视理论的经验基础，往往会误解、误用理论。

再如外嫁女的土地权益问题。[8]这实际上指出了局部经验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目前，法律实证研究的经验偏差较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些学者仅仅从对外嫁女的维权申诉中调研获得她们土地权益被侵犯的经验，却忽视作为外嫁女对立面的当地村民的想法和权利观念，这就忽视了外嫁女维权的局部经验在经验整体结构中的位置。

经验   一、导言 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法律现象就是反映法的存在和运作的现象。[12]参见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社会》2012年第3期。

在媒体受政治力量左右的背景下，媒体中的个案陈述极有可能服务于特定政治利益，从中获取的经验因此可能是偏颇的。第二，在初步研究中获得经验后，需要准确定位既有经验在整体中的结构性位置。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在面对中国的法律实践时，应当充分尊重经验的主体性地位，从法律现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为中心展开铺陈，以经验所呈现出来的逻辑为中心进行分析，祛除理论、视野、偏见、利益、政治等因素的不当干扰。有人将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和环境再生产的功能，形象地比喻为聚光灯和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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